⑨第三，有些法学理论是法官推论的根据。

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它使人们从传统的只重物质产品的物资经济学转到重视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因素的制度经济学。

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分析，为人们观察政治法律过程和政府行为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诺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个人和组织习俗、惯例的演化是康芒斯研究的关键内容。法院系统的运作同样通过对法官的最初使命所施加的政治影响而跟政治过程联系在一起。法学的传统是一个与数量分析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美国，法律经济学无疑已成为显学。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制度的标志的经济学派。那鸿沟能否缩小，在今天的中国，则取决于党群关系的修复。

这儿我想讨论的，是更新我们的法律教育，抛弃旧法学而重建伦理的可能。您写自己简介的时候都是说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我们一贯的态度，是站在弱者那边讲话，因此今天不能说法教义学的好话，叫它出出丑，给你们年轻人留个负面印象，将来好拿它开心（笑声）。就像您说的，我国三十多年来走的是新法治的道路，那么新法治和党群关系之间所存在张力，或者说新法治给我们这样一套党群关系的话语带来了哪些矛盾或者挑战？或者说，如果我们重新出发的话，党群关系如何进入到我们将来新新法治中？将来的新新法治如何容纳我们的党群关系？ 冯象：这个问题蛮好——问题严重啊。

国法呢，按照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认可的公众人物标准，则应适当倾斜，给普通人较多的言论自由同隐私保护，以利监督官员，抑制特权，推进民主。我猜是不是有这样几种基础？第一个，您经历过红色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啊（笑声）。

所以，我总是建议我们同学，有兴趣的话，读个双学位，文史哲、社会科学都行。但这些人实际上是非常棒的。（掌声） 学生C：很荣幸又可以向冯老师提问了。但是如果像前苏联那样发展到肉体消灭，那是非常残忍的人道主义悲剧。

首先，它只是一个工具性的教学体系，本身并不能支撑信仰，成为道德生活的律令。这两个事情同时在您身上发生，您自己做教义学的事情，可是您却批判法教义学，赞成社科法学的。这些人知道自己发不了财，心里有怨气，但又丢不掉幻想。您的父亲，您的兄弟都是教授出身的，您自己也是教授，又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还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受教育，而且受过不止一个高端教育。

（掌声） 陈柏峰：冯象老师刚才谈到的党这个问题，确实是进入到了我们的政法传统的核心了。对话录音由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磊整理，经冯象本人校对。

但这正是社会太平久了，新法治教义化的一个症候。别的部门，如商法（包括公司、金融、知识产权），诉讼法，甚至行政法，都很受美国的影响。

除了搞社会调查的，别人都成了教义流派。如我们昨天说的，这种理性人的学说，因为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关怀，是无力承载博大的宗教精神的。用苏力的话说，您的这些经历，一般人一生能有一个搭上边就很荣幸了。从本义（荀子讲权物称用）到中国革命赋予的新义（毛泽东认定劳工三权），再到新工潮标举的团结权，权这个字的政法含义太丰富了，哪里是旧法学教科书的公民权利话语可以容纳的。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法经济学可以算是第二种流派。什么事呢？那就是诸位上大学，接受新法治意识形态的规训，成长为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所需的顺服的劳动力，那个名为公民或理性人的利己者。

这样，到毕业的时候，便能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法律教育的更新与职业伦理的重建，就有希望了——有了救救孩子的希望。所以，像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始终会是一个困境。

在这点来说呢，我自己认为这四种是不是可以是当作是流派意义上的教义？然后那十个门派就很简单了，实际上就是法学的一些具体的部门，比如宪法肯定是一个门派，然后是民法，知识产权法，然后就是刑法，接着就是经济法、行政法、国际法、诉讼法等。如果梳理批判法学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也可能是在这里。

故而，我们同学面临的挑战，跟您的感叹恰好相反，是礼不崩乐不坏，法治精英一天到晚灌输教义，受教的怎么办？法学又如何重新出发？绕了一圈，又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了。法学的知识门槛低，先学别的，上研究生再读法律，不会有任何困难。

西方式的宪政，拿来应付中国特色，结果如何，已经见分晓了。我最近比较关注的，是这事的反面。我感觉桑德尔当时脸都有点绿了，因为接下来他的那个课没法继续讲了。官员能否像老百姓一样，主张平等的法律保护呢？恐怕不行。

第三个流派，如果说的话，近年来在大陆的法学中，许多学者比较受到英美分析哲学、分析法学的影响。这些学者比较倾向于分析哲学，比较倾向于哈特式的分析法学。

我国法学现在的起点虽然大家觉得不是很好，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它的发展还是很快的，现在国内有600余家法学院（冯象：对，这只不过是腐败得比较快而已。这样一来，新老教义扞格不入，就撕裂了旧法学的架构，把那一层伪装，所谓中国属于大陆法系的教科书定义给剥去了。

前两年是革命风暴，父母被打倒，关进了牛棚，一切都颠倒了。我猜想，武林中人多数是不会同意的。

只要一个人认为其他的我都不用，那就是一个教义者，一个教条者。严格来说，这可能不算是教义学，但是他们也运用了相当自我的一套语言方式，例如现在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运用的理论资源是约瑟夫·拉兹，还有包括麦考密克等的，理论基本上是对接的。我是这样看的，您是怎么看的？ 冯象：党内民主，也需要一定的言论自由，这样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我们开了一个会，研究如何改进道德教育。

一起下乡的同学里，十有八九失去了读书的机会，还有生病、出事故死了的，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我们没有发现吗，做法经济学的人往往比较自信，认为我的这一套完全是可以了，其他都不用。

我们首先欢迎参加这次对话活动的各位老师。安慰谁呢？不是官员企业家，也不是小商小贩和卖苦力的，而是中间这一块，城市白领即中产阶级。

有同学不解，觉得新奇，怎么是讲中国革命？我说，是呀，今天中国老也完善不了的产权制度，人们对产权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不都是革命的孩子么？换言之，必须恢复执政党在知识产权，及整个政法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假设在中国，知识产权可以是独立王国，不受党的管制——假设法权仅靠几条抽象的教义即能运作了——只有那样，才能揭示新法治的真面目，分析批判它的方方面面。这个道理，老百姓都懂：好些事，法院解决不了。